环境法经济学：美欧之别
【第12期经岚读书会·文献传递】
环境法经济学：美欧之别
整理：陆冠文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怎样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读环境法，法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还不常见。文章并没有使用许多复杂的数学模型，而是用语言清晰地阐述了法经济学的涉猎范围以及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并且进一步比较了法经济学在美国和欧洲应用的异同。
文章开篇简单介绍了一些背景信息，作者提出传统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关注的是，通过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来解决环境风险，这两种不同的手段的比较。然而最近有新的声音质疑，这种传统的术语上的分类是有误导作用的，因为在有些时候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是可以相互融合的。而本篇文章讨论的法经济学并不是将法律手段与经济手段剥离分别分析，而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相关研究中最有争议的法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efficiency criterion”(效率标准)。也就是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法律系统所有的规则都要经过评估使得社会总福利最大化。如此一来，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原则应用到了法律系统当中。还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与欧洲的法律系统是两种不同的体系：惯例法与成文法。在美国， 法官根据以往的案例来判案，而在欧洲，法官需根据相关法律条例来判案，这种法律系统也是中国现行的法律系统。
有了以上的背景信息，作者便展开了法经济学最近的发展与趋势的讨论。经济学在法律上的应用范围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起先的合同法、侵权法、财产法到商业法、宪法、刑法和环境法。经济学和法律研究领域从监管市场的立法逐渐发展为监管非市场行为的立法例如刑法和家庭法。对于环境法与经济学，最初，通过经济学角度来监管环境风险的模型有：监管者将财富函数最大化，这个函
数的因变量与环境损害的水平和消除公害成本（减排成本）成反比。后来发展的模型还考虑了信息不对称。通过经济学的方法来设计法律，会根据以下两个方面考量，第一个是是否能提供避免环境损害的动机（事前预防的手段）第二个就是是否能保证对受害者的合理的补偿（事后处理的手段）。许多研究也提出环境法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法律条例的执行力上。另一方面，环境法经济学也尝试解决对法官行为的理解的问题，通过分析法官在他们的立场上所面对的动机来理解法官所做出的判决，也就是将法官的效用函数最大化。在这个领域，学界讨论的比较多也是争议很大的是法官的谨慎性。谨慎型到底对最后公平的抉择是正面影响的因素还是负面影响的因素是很多学者讨论的对象。在环境犯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在环境方面的犯罪者的犯罪意图都为一般意图，因此刑事犯罪和民事犯罪的界限的标准很难界定，所以检察官对环境犯罪一般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对于环境法经济学，作者提出两个基本问题：什么是排放的最优水平以及法律应该如何提供动力使得人们遵守最优水平的标准。对于这两个问题有两种应对方式：命令与控制的政策制定以及经济手段例如税收。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对污染行为征税。但新的观点提出问题关键不在于法律应该给予更多激励动机，而是企业或是污染受害者哪一方的行为应该受到限制，也就是说不能一味限制企业排污，有时通过补偿污染受害者的方式也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现实情况中，这种理论会有一定限制因为一个公司的行为影响了许多受害者，而非一个两个（注：产生了巨大的交易费用）。
1970年代美国将刑事犯罪纳入了环境法中，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刑事犯罪纳入环境法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谨慎性与一致性。同时满足公正，有连续性等要求也是很有挑战。
延伸解读：本篇文章向我们提出了新角度，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我们可以将环境法中的每一条法律条款都按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以达到最高效地解决环境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味地通过法律政策（重典）使企业减排也未必能够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有时，通过补偿污染的受害者的方式才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的。而这时又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会不会有人因为想得到因为污染而得到的补偿而聚集到污染处，从而形成了人们的反向选择，并扭曲资源的配置。所以，究竟怎样通过环境法经济学的分析使得环境问题得以适当解决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参考文献：Environmental law and Economics In U.S. and E.U.: A common ground? By Anna Rita Germani1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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